那句“不是他作案，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”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人是愣住的。 因为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两个人，前前后后说了几百遍“我没干”，法医的DNA说他们没干，现场物证也说他们没干，只有那几份被打出来、改出来、对答案对出来的“详细口供”，被当成了压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说这话的人，当年是全国媒体追着吹的“中国第一女福尔摩斯”聂海芬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懂一点办案常识的人都知道，科学证据是“铁”，口供充其量是“绳”。可在她那里，这个顺序被彻底翻转了：只要口供说得够细，物证不对，那就是物证“有问题”；只要故事讲得够圆，逻辑不通，那就是你“还没想起来”。 这套逻辑，最终换来的是，两个平头老百姓，被关了3596天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2003年5月18号，夜里一点多，杭州郊外的路灯昏昏沉沉。 安徽司机张高平，开着一辆装得满满当当的货车，从上海往杭州方向赶。副驾驶坐的是侄子张辉，刚二十出头，小伙子困得脑袋直点。路边一个瘦瘦的女孩举着手，一看就是见惯了夜路的样子，冲着货车招呼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“去杭州不？捎我一程。” 女孩叫王冬，17岁，同乡。穷人出来打工，不敢夜里一个人瞎走，遇上老乡搭把手是常事。张高平也没多想，让她上了车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到杭州西站，他把车靠边停下。王冬说先借个小灵通给朋友打电话，说明自己到了，再打个出租去找那边的人。讲完感谢几句，下车时把电话还回去，背个包往黑暗里走，慢慢消失在视线里。 如果人生是电影，这里该出字幕了：“普通人一天的结束”。 谁能想到，两天后，王冬的尸体在城郊水沟里被发现；再过三天，正在高速上老老实实跑车的叔侄俩，被警车当场拦下，按在地上，双手抱头。 “你们涉嫌强奸杀人。”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很多年后，张高平说起那一刻，还在摇头：“我当时第一反应，就是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。” 案件真正可怕的地方，就在接下来这个“认错没认错”的过程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警方很快锁定了张高平的小灵通号码，把人带回杭州。按理讲，像这种“最后接触人”，确实有必要查清楚，这没问题。 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所有客观证据，很早就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。 法医从王冬十个手指里的指甲缝，提取出一个男性的DNA型谱，一共八个手指里，都同一个人。拿去跟张高平、张辉做比对，结果非常干脆：完全不匹配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货车翻来覆去地查：驾驶室里、车厢里、座椅缝、车门把手，上上下下都找了一遍，找不出任何跟强奸杀人相关的痕迹。你别说体液、血迹，连个像样的打斗痕迹都没有。 换句话讲，物证这边给出的结论，是“不像他们干的”。 这时候，正常的侦查路径有两条选择： 要么承认“我们一开始怀疑错人了”，赶紧放人，重启排查；要么至少按“疑罪从无”的方向，小心翼翼把案子往前推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可在这起案子里，办案方向完全拧了。 预审交到了聂海芬手里。这位在当地被包装成“女神探”的警官，履历漂亮得吓人：经手三百多起大案，没有错案记录，破案率100%，央视给她拍专题，把这起案子命名成“无懈可击”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“无懈可击”的起点，就是先认定“就是你们俩干的”。 物证说不通，那就从人身上“找答案”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张高平被关进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办公室，双手被反铐在背后，那种姿势有个专业叫法，叫“苏秦背剑”。手腕往外拧，肩关节向后吊，一会儿整条臂膀就麻了。 那七天七夜，他基本没合眼，困得站着都能睡着。刚眯一会，就被掐醒，接着问。 问什么？是拿出现场照片对照吗？是带着他核对行车记录吗？都不是。 没有证据？那就发明证据！从中国第一“女福尔摩斯”到冤案制造者 问的是：“她那天穿什么？鞋是什么样的？你们在哪儿停过车？第一下怎么动的手？第二下怎么勒的脖子？” 他第一次说，被害人穿得挺厚；第二次说，可能就一件衣服。说错一次，挨一次打。每挨一顿，他的回答就接近“标准答案”一点。 就像老师出了一份卷子，正确答案握在自己手里，让学生反复猜，答错打手心，答对给口水喝。你猜到第几次，会全部答对？ 张辉那边，也是同样一套操作。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被迫编造强奸细节，甚至被要求写“心理活动”。他后来回忆，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说到他们满意，就不打我了。” 更黑色幽默的还不止这些。 早期的几份供述，是自相矛盾的。比如一个说作案时三个人都在驾驶室前排，